上诉人（原审被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高峰。
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为与被上诉人应高峰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X，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XXXX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9日，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 000 000元（注：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略），实收资本1 000 000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陈惠美。公司经营范围为：厨卫用品、工艺品（文物除外）、化妆品的批发、网上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提供相关的配套业务。
2012年8月2日，应高峰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案外人陈X签订《投资合同》，各方约定：应高峰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用于最大化建设现有的经营品牌及管道，总投资额为10 000 000元，并取得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51%股份。应高峰出资分期缴付：第一笔股金2 000 000元，自合同签订日起三日内汇入指定帐户；第二笔股金2 000 000元，自合同签订日起九十日内汇入指定帐户；剩余股金6 000 000元，于合同签订后十八个月内按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营运需求及指示，汇入指定账户内。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同意应高峰第一次汇入2 000 000元至指定帐户后即有权行使股东权利。签约后三个月内，若应高峰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在签约前或签约后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或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违反本合约条款时，应高峰保留撤销此投资合约的权利。若应高峰书面通知公司撤销此合约，公司同意无条件将应高峰所汇入帐户内的资金于应高峰通知后六十日内汇入应高峰所指定的银行帐户内，并终止此合约。协议另约定：应高峰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签约后六十日内，陈X将Amada中国港澳地区品牌所有权完全转移给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独家拥有该品牌在中国港澳地区品牌所有的任何权利。A（以下简称“A”）的所有业务转移给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收支由应高峰与公司双方共同签章后执行。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所有股东和公司的合作文件、公司代理权合约，应高峰有权于签约前先行确认。在各方签订上述《投资合同》前，案外人张曾参与了协商事宜，并曾向陈X、陈惠美发送过草拟的合同文本。
2012年8月6日，应高峰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2 081 633元。
2012年8月至9月期间，案外人张曾至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签署请款单、付款通知、付款凭单，并曾持有该公司的U盾，此后张曾将U盾返还陈惠美。
2012年9月29日，应高峰委托案外人余信村向陈惠美、陈X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本周于贵公司审计完成，从贵公司的库存盘点清查和贵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凭证的缺失，数字不符，且你自己对财务状况的不了解，我们对于此投资案深感忧虑。经我们内部讨论，我们决定中止此合约，并根据合约退还汇款2 081 633元。对于还款时间和方式，请尽快确认。
2012年10月22日，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案外人S（以下简称“S”）的委托，在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及A2012年1-8月汇总合并内部管理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认定：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账面数为1 072 883.46元，A主营业务收入账面数为3 211 001.43元；但合并汇总利润表与两公司账面数相加合计金额相差2 909 993.21元。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账面数为853 941.12元，A主营业务成本账面数为2 208 777.86元；但合并汇总利润与两公司账面数相加合计相差586 845.18元。按汇总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未分配利润7 632 686.49元，加本期净利润366 605.96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7 999 292.45元，但汇总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列示为6 110 244.03元，两者数据相差1 889 048.42元。报告另注明：仅供委托人S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和A汇总合并内部管理财务报表评价与分析使用，不适用其他用途。
2012年11月21日，陈惠美向余信村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关于退股机制，我们非常尊重贵方选择。我方已于周五汇还400 000元，这是投资额所剩现金。500 000元商品，周一会列出清单，投资额已付货款，我方只能退还货物，另外1 100 000元已付各种费用，我方只能保留5%股权给贵方。
当日，案外人胡华靖农业银行帐户内收到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400 000元，交易用途为货款。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款项即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退还应高峰的投资款。
2012年11月28日，应高峰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X发送存证信函，要求其在一周内返还余款1 680 000元。
2012年12月4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向应高峰发送回函，认为应高峰从未与公司协商沟通，即发函要求撤销《投资合同》并要求公司返还余款1 680 000元，与契约真意及目的不符。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2 080 000元依会计师核算净值及扣除投资期间装潢费、进货、房租、货款、购买设备费用、工资等相关费用，公司已经尽最大努力将400 000元汇入应高峰指定帐户，并无1 680,000元未返还。应高峰要求无任何契约或法律依据，有失诚信及公允。
2012年12月6日，陈惠美发送电子邮件对存证信函进行回复，称其一直与应高峰协商退股机制，应高峰一直不同意。要求应高峰的会计师给予一个计算方式……。
2012年12月13日，应高峰委托律师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表明应高峰不同意其于同年12月4日所发送的回函，再次要求其退还投资款。
原审另查明：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对外支付多笔款项，涉及货运费、代理费、仓储费、服务费、税费、装修费、房屋租金、物业费、电信月租费等，金额共计3 700 000余元。
原审再查明：A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成立于2004年6月28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500 000元，法定代表为人马建如，股东为马建如、陶伟峰。公司经营范围为：工艺品、服装、服饰生产、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及销售，厨卫用品、家具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服务）。
应高峰于2013年5月30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1、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返还投资款1 681 633元；2、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投资款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陈惠美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辩称：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应高峰已经完成了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出资，现应高峰依据合同第八条要求抽回出资，但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相违背，应属无效，应高峰未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就发出通知要求抽回出资缺乏法律依据。此外，应高峰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是由案外人S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与本案无关，应高峰没有证据证明签约前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报表有何不同，故应高峰要求抽回出资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不同意应高峰的诉讼请求。
陈惠美辩称：应高峰依据投资合同支付的投资款中，除了已经返还应高峰的400 000元外，余款均用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此外，陈惠美在《投资合同》上签字只是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授权其所为，其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应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不同意应高峰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中，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确认，其与A仅为贸易伙伴，两公司之间并无关联。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确认，Amada品牌的所有权及A的业务至今未转至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另外，就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所抗辩的其已经将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一节，原审法院曾征询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意见，是否需就此进行审计，并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释明了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及不进行审计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坚持不进行审计。
原审法院认为：应高峰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及案外人陈X约定，应高峰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投资，从而取得该公司51%股份；陈X将其所有的Amada品牌所有权变更至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名下，A将其业务转至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名下。由此可见，应高峰签订《投资合同》、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并非仅仅为了取得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还是基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能够取得Amada品牌所有权及A业务，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所作出的投资决定。鉴于上述《投资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现双方当事人就上述《投资合同》产生如下争议焦点：一、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是否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余额；二、陈惠美是否应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此，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投资合同》明确：应高峰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签约后三个月内，若应高峰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在签约前或签约后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或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违反合同条款时，应高峰保留撤销《投资合同》的权利。若应高峰书面通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撤销此合同，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同意无条件将应高峰汇入其帐户内的资金于应高峰通知后六十日内汇入应高峰所指定银行帐户内，并终止《投资合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陈惠美已经向应高峰提供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相关报表，虽然应高峰未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审计机构对此进行审计，但在申请人为S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指出了报表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应高峰据此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返还投资款的要求，其行为并未违反《投资合同》约定。此后，陈惠美向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并未对应高峰指出的问题及解除《投资合同》的要求加以否认或提出异议，就此可以认定应高峰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对解除《投资合同》已经形成合意。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抗辩称，应高峰要求抽回出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属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是涉及股权、品牌所有权、业务划转等在内的《投资合同》，并不仅限于公司出资。在2012年9月应高峰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时，双方均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应高峰尚未成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故应高峰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与法不悖，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抗辩意见难以成立。
关于返还投资款一节，陈惠美曾向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同意退还应高峰400 000元钱款、价值500 000元的商品，另以5%的股权折抵1 100 000元钱款。由此可见，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对于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的金额并无异议，仅对返还全部钱款还是以货物、股权折抵部分钱款提出了己方意见，并由此与应高峰产生争议。鉴于应高峰并未接受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上述意见，而《投资合同》中也未约定在解除合同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可以以货物、股权等折抵应返还的投资款，故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上述要求仅为其单方意思表示，缺乏依据，难以成立。此外，在解除《投资合同》后，应高峰不再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投资，也必然不可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要求以公司股份折抵返还的投资款显然违背了双方的本意，亦不具有可执行性。综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
关于返还投资款的金额，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抗辩称除已经返还应高峰的400 000元外，其余钱款均已用于公司经营，但其仅就此提供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各类付款凭证，上述凭证仅能反映公司收支明细，对于支出的钱款是否来源于应高峰投资款未能加以证明。就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如何使用的问题，原审法院曾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向证人吴绘宇进行询问，吴绘宇回答，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款项应该是合并使用的，但具体情况证人不清楚，因为不是证人做账。综上，对投资款的用途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支出钱款的来源，应结合公司的财务账册及相关付款凭证、单据等，由专业机构进行审计方可查明。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经原审法院释明，坚持不进行审计，故仅凭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抗辩意见，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应由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自行承担。此外，即使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将应高峰的投资款用于经营所需的抗辩意见成立，因应高峰已于2012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返还投资款的要求，故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在此后未经应高峰许可、单方决定投资款用途的行为也违反了《投资合同》的约定，难以成立。综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余额1 681 633元。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未能及时返还上述投资款，已经对应高峰造成损失，应高峰要求其自立案之日起赔偿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该项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系陈惠美投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惠美作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与应高峰就投资事宜进行磋商，签订《投资合同》，还代表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就应否返还投资款事宜向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其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此外，作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陈惠美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又因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坚持不进行审计，故无法证明应高峰所交付的投资款已用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从而排除另做他用的可能性。综上，为防止一人公司的唯一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增强对公司债权人 的保护，应高峰要求陈惠美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准许。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应高峰投资款1 681 633元；二、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应高峰逾期返还投资款的利息损失，以1 681 633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陈惠美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中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 934.70元及保全费5 000元（应高峰已预缴），由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判决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及陈惠美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根据被上诉人投资款投入公司后的剩余残值进行返还，上诉人陈惠美个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法院认定的专项审计报告是由S委托审计的，审计内容之一涉及A，但未说明S与本案有何关系，A与本案有何关系。被上诉人未要求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即仓促汇款并派人实际深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不到60天时间，又根据无效的审计报告要求终止合同，被上诉人的投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2、上诉人陈惠美个人不应承担责任。系争《投资合同》与陈惠美个人无关，陈惠美在合同上仅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而被上诉人款项系汇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帐户，并非陈惠美个人帐户，本案审理中也未发现陈惠美个人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有任何经济往来。
被上诉人应高峰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两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2011年度至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2011年度《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及2012年度至2013年度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审核报告》，欲证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有独立的财务帐目，与陈惠美个人不存在财产混同。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这些报告都是根据财务报告的固定项目表述的，无法证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与陈惠美个人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且2013年度报告载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未结诉讼等事项，但本案纠纷是从2013年6月延续到现在，故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注册于台湾的均岱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信息，欲证明上海的A由陈惠美实际控制，陈惠美通过上海的A自由支配、转移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资产为己所用。经质证，两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海的A并不完全受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控制。
经审查，本院认为，两上诉人提供的各份财务报告已出示原件，真实性可以确认，且与本案争议有关，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上诉人提供的注册于台湾的均岱有限公司企业资料，因该公司并非上海A的投资公司，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不予采纳。
本院据此另查明：2011年至2013年间，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委托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报表等分别进行了审计、审核，2011年度至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确认，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2012年度至2013年度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审核报告》及2011年度《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确认，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外方权益确认表及外汇收支情况表的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审审理中，两上诉人陈述，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对A有实际控制，故可以保证按照《投资合同》的约定将A的所有业务转移给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投资合同解除后，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当全额返还被上诉人应高峰的投资款，还是按照投资款的剩余残值进行返还；2、上诉人陈惠美个人是否应对返还投资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应如何返还投资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投资合同》的约定，签约后三个月内，若被上诉人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时，被上诉人有权撤销投资合同，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同意无条件返还被上诉人的投资资金，并终止此合同。合同履行中，被上诉人于2012年9月29日通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终止投资合同，并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陈惠美代表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于同年11月21日回复称，尊重被上诉人的选择，已向被上诉人汇出40万元，同时提出其余投资款已用于支付货款及各种费用等。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要求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返还全额投资款的诉请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在被上诉人通知解除投资合同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对应当全额返还投资款也未提出异议，至于投资款是否已经用于经营以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是否无力还款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双方的合同约定，也不能据此免除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判令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全额还款责任正确，应予维持。
关于上诉人陈惠美个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务严格分离，且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陈惠美提供了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相关审计报告，可以反映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相关财务报表亦符合会计准则及国家外汇管理的规定，且未见有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迹象，可以基本反映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相分离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没有混同，并提出如下异议：审计报告未反映本案诉讼情况；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收支报告反映，被上诉人投资后仅一周，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就向A转移了96万余元，包括发放A员工工资等。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意在限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采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该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了混同。然而，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后，虽有部分用于支付A的员工工资及货款等费用，但是，第一，根据双方投资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投资后，A的业务将全部转入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因此A的业务支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项目直接有关；第二，这些费用的支出均用于A的业务支出，并无款项转入陈惠美个人帐户的记录，而审计报告中是否记载本案诉讼的情况也与财产混同问题无涉。因此，被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并不能反映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有混同的迹象，不足以否定上诉人的举证。上诉人陈惠美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判令陈惠美对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8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8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应高峰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 934.70元及保全费人民币5 000元，由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 934.70元，由上诉人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英
审判员 任明艳
代理审判员 胡玉凌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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